德国疫情危机处理得宜 默克尔政府满意度创新高


据纽约每日新闻网3月31日报道,在雅可比医疗中心工作了5年的护士凯利·卡布瑞拉说,因没有足够的防护设备,医生护士和病人们一同暴露在感染病毒的风险中。卡布雷拉留着泪告诉记者说,一名同事星期二(3月31日)因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住进了这家医院。“他一直待在家里,直到需要照顾时才来住院。他不能呼吸。看着病人经历这些已经够难的了。看着自己人经历这一切更艰难。

自由民主党议员丽兹·韦伯斯特评论道:“我岳母上周被紧急送往医院,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收到检测的结果,她昨天已经去世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,为什么你的检测结果来的这么快?”

英国住房部长罗伯特?詹瑞克承认英国需要尽快提高检测能力,他表示,对这种病毒的检测能力是抗击它的第一步,尤其是确认处于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能否重返岗位。

伤医事件过后,陶勇被问及会对想学医的年轻人说些什么。他在直播中表示,和很多发达国家不同,屡屡发生的伤医事件和现在的医疗环境,导致国内很多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不愿意或者不敢学医。“我想对内心对学医感兴趣的孩子说,在选择面前,没有标准答案。”陶勇认为,随着时代变迁,不存在“最好选择”的标准答案。他说,如果年轻人真的对学医感兴趣,愿意帮助别人、救死扶伤,并能通过医治病人找到人生价值,从而提升自己内心境界和素养,那么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。有时去治愈,常常去帮助,总是去安慰。在陶勇看来,选择学医,更多的是应该把医学当做修行的一条路,在这条路上会看到光明。他还表示,相信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,医疗环境会得到改善。目前,陶勇的康复过程将至少再持续两个月以上,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返回工作岗位。伤医案陶勇医生:看过太多悲惨命运 更能承受打击  2020年1月20日,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遭遇了一场生死劫难,他在出门诊时,被一名患者拿着菜刀追砍,使其左手骨折、神经肌肉血管断裂、颅脑外伤、枕骨骨折,失血1500ml,两周后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。陶勇:“如果有一天能再见到他(伤医者),我想让他看看我背上腰椎手术留下的伤口,我想告诉他,当时我们给他做手术,包括给他省钱,对他真的是仁至义尽。我想让他知道,其实这个社会没有他想的那么黑暗”。“群体免疫计划是灾难性的。”4月1日早上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,特朗普说道。

受伤后的陶勇这两个月的身份转变成了患者,他也从患者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感受。“有关心我的朋友曾经问我大概能恢复成什么样,但是我自己并不去问医生这样的问题。”他说,这类似于问一个老师“我的孩子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”,一旦表达出期望值,就会给医生压力,其实病人需要做的就是配合医生,询问医生自己该怎么配合。直播中,陶勇也谈到了近年来频繁引发伤医案的“元凶”——医患矛盾。他说,现在医患互相不信任,患者不信任医生,总怀疑医生开的药不管用,医生也不信任患者,担心患者是否监听监视自己,同时又觉得患者的医从性不好,这是导致治疗不好的最大障碍。“医生和患者的共同敌人是疾病,我们要成为战友。”陶勇同时坦言,目前包括他在内的北上广等地的医生承担了巨大的工作压力,很多人的体力、精力完全透支,有时候秩序也不好,这对患者和医生都是煎熬。“很多患者耗费大量的时间、精力来到北京,就为得到一句回复‘没事儿,回去吧’。”陶勇认为,可以通过科学的模式,建立起一个团队,让北上广等地的医生能够和地方医生的形成联动。在他看来,很多情况可以在地方解决,首诊在北上广进行后,复查可以在地方。这样既减少北上广医生的工作量,同时也可以帮助地方的一些医生积累经验。同时,他也希望,今后患者可以放下内心的焦虑和“完美主义心态”,未必所有病都要找北京的医生来解决,也不用连打针都需要主任亲自操作,要选择相信医生,才对患者有利。

截止至4月3日,根据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,世界各国目前报告的冠状病毒病例已超过100万例,死亡5万1千人。

由于冠状病毒的高度传染性,该男孩去世时,没有任何家人在身边。

卫生专家则表示,使用呼吸机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。当病人因病情严重而无法自主呼吸时,这些机器将氧气吸入肺部,并将二氧化碳从体内排出。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,但关键是要将压力降到最低,且氧气含量不能过高,否则都会伤害病人。

4月1日,卫生部官员承认,目前急需的30000台呼吸机缺口中,仅有30台下周可以投入使用。此外,英国国内媒体报道,实际可使用的呼吸机仅为5000台。

伦敦大学学院全球健康教授安东尼·科斯特洛也抨击了英国公共卫生部门缓慢的行动,“在英国,我没有44个分子病毒实验室,如果每个实验室明天能做400次以上的测试,我们就能达到德国水平。”他补充说,“英国公共卫生(PHE)行动缓慢,直到两周前才允许非PHE实验室开始测试。他们应该允许英国每家大型私立医院提供冠状病毒检测。”